老哈河的荣光大契丹国建国1100

老哈河的荣光——“大契丹国”建国年祭

李胜良

河北平泉县境内有座马盂山，当地称光头山，是七老图山脉的末端，这里是西辽河的源头。老哈河从这里逶迤而下，一路向东北而去，狂奔多里，流过了著名的红山文化带经千百年人类经营的游牧与农耕交错的蒙东、吉南、辽西地区，在赤峰市境内与翁牛特旗与奈曼旗交界处，与自西向东流的西辽河的另一大支流西拉木伦河交汇共同构成西辽河的主脉，继而因了地利形便拐出了一个夸张的弯道取辽沈向南注入渤海，恰好依稀勾勒出年大契丹建国、年立国号为“辽”、年改为“大辽”的那一个北方强悍政权的版图框架。而这自老哈河发源、次第聚拢西拉木伦河水力昂然东下的流向，也似揭示了契丹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族群运路。耶律阿保机所定都的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恰接近个覅这两条河的交点间。

对于契丹人而言，老哈河是一条神圣的河。《辽史》三十七卷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底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土河即老哈河，潢河即西拉木伦河。而白马青牛与八部的传说，恰是契丹人的坚定信守。在汉人说来“白马怕青牛”的禁忌，在契丹人反为绝配。而契丹族群不论经过怎么样的乱离倥偬，都会在重新整编时划为八部，由八部大人共掌或轮流执掌“邦国”大事。即便从唐朝以来经历了多个八部并存、一部坐大的反复，八部各有职守、携手进退的部落间相对民主仍然成为一种习惯。比如前阿保机时代的一部掌政权、一部掌军权（夷离瑾）、一部掌诉讼等的军政平衡、萧太后时代的耶律为皇族、萧家为后族的大姓共和、幽云十六州“入账”的南北院分掌制。

平泉方面抓住了这一传说的倾向性，大半是从旅游而非学术的角度，发起了平泉为“契丹祖源”的论证。这一论证也确实得到了部分专家的响应，并最终取得了旅游当局的确认。诚然，马盂山和土河都在平泉，而契丹人在传说中的起步也确实是基于这两个始点。有了这样的基点，纵是正史上所言契丹在“松漠之间”（唐朝中央政府曾在契丹活动地区设立“松漠都督府”）的说法可以忽略，上述传说中男女相遇后成族的标志性史地记述，却不应该一笔带过。毕竟，相对于过程性的马盂山和土河，结果性的木叶山（据研究是在位于翁牛特旗白音他拉苏木东南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之间）更具说服力。毕竟，契丹族群见之于经传的初步发展和早期酝酿都是在两河交汇的这一地区。比如建国后的第一处京城上京便建立于此，而契丹的第一代雄主也是葬于木叶山。可以说，两河交汇的木叶山地区，更似契丹人的崛起之地。

可旅游景点设定并非重点文物认定，更似文学性的含糊而非学术性的实证尤其不是科学性的准确。就如河北献县称自己为“实事求是的策源地”一般，论证马盂山和土河为“契丹祖源”的狡黠，体现在“源”字上。“源”者何也？本源也，原委也，来路也。既然契丹的始祖奇首可汗是从马盂山浮土河而东的，恰可管窥早期契丹人的迁移路线，而他所遇到的青牛女子，未必是纯种的契丹人，也可能是鲜卑人的其他支脉，甚至是匈奴或其他民族的别支，比如后来契丹的盟族奚人即是匈奴后裔一般。那么，说土河一路是契丹主源也不是说不过去——且不说契丹婚姻是如何的讲究男女平等。即如“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为某个题词者偶然性地落在西柏坡也更似广告语而非学术认定，则“契丹祖先从这里走来”明显更符合老哈河的文艺特质。从这个意义上推定，相对于后来风华绝代、幅员辽阔的辽国而言，老哈河的荣光可以预想。

辽朝全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的白沟河。从地图上看上去，比之于汉典视之正宗的北宋并不逊色。现代史家将“辽宋夏金元”平行对待，是很符合价值中性的。辽朝的政权与汉家多处咬合，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理交织，不仅容纳了诸如玉田韩家的汉人参与政权，且历代皇帝也有着相当的汉化迹象。又因为契丹族本身的流散而融入蒙古族或满族或化身为今天的锡伯族、达斡尔，以及西北方向的某个非突厥族属，因其史与祀中断，对辽史的尊重和研究，恰应该由中华正统等量齐观。

更何况，谁又能料想，如今的几多汉人，实际上是契丹人的香火呢。我到过平泉，见识了许多当年民族识别后自称为汉族的分子，又因为民族自治乡、自治县的开廓，再度转身为蒙古族、满族。恰因为没有契丹族这一厘分，而掩盖了这些人实际上是契丹人后裔的事实。我认识一位姓萧的朋友，他的长相让我数次玩笑说他该是当年的契丹人，他也确认有长辈说与萧太后有血缘关系。我还认识一位辽宁籍的网友，她的祖先在融入满洲八旗并积功改姓之前，便姓萧，是契丹后裔。根据移民史和一些家谱，北京和河北北部诸县也曾经有过源自口外小兴州（在滦平县城东北10公里）较大规模的移民。明初，为恢复和发展北平地区因战乱遭受破坏的社会经济多次从燕山以北广大地区（俗称山后）向北平附近移民。及至永乐皇帝登基，又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安置于良乡、顺义、平谷、大兴、宛平、通州、蓟县、宝坻、香河、遵化、卢龙、武清、丰润、清苑、容城、新城、安国、徐水、任丘、涞水、霸州、定兴等地区和河北各县，移民总数达数十万之多，涉及到张、王、李、刘、梁、孙、崔、邓、杜、魏、邢、徐等数十个姓氏。在有人因了我的卷发多须笑我为“胡人”时，我也很是认真的说：我还没有完全考实，我可能有契丹族迹。

当然，移民于契丹人曾经活动过的地区也并不能肯定地说是契丹人。这是因为，契丹，尤其是后来的辽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奴隶制、半封建制政权。史载：9世纪中叶后，契丹族“寝强”；末叶（唐咸通中），契丹贵族开始了对奚、室韦等邻近部族的征服活动。经过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两朝东征西讨，服属契丹的民（部）族，除幽云十六州和原居东北地区的汉族外，东有渤海，熟女真，东北有生女真、铁骊及五国部，北有乌古（于厥）、敌烈、室韦，西和西北有阻卜（鞑靼）、斡朗改（温娘改）、辖戛斯及萌古（朦骨）、梅里急、粘八葛诸部，南和西南有奚、党项、吐浑、沙陀等族。契丹贵族对被征服的各民族，在“因俗而治”的方针下，皆保留原有的部族组织；对一些大部族只设立大王府或王府，仍由其头领为首长，管理部众。被分别称为属国、属部。居住原地的，除对契丹负有守边、纳贡义务外，平时由其首领组织生产和生活，只在“有事”时有助军出征义务。若“下诏”或有专使来征兵，不从的要受到征讨。臣属各民族，岁向契丹纳贡有定额，但执行并不严格，《辽史》就记录“朝贡无常”。如阻卜诸部在辽景宗朝的岁贡定额为马匹、驼头、貂皮万张、青鼠皮张。为了能有效地控制被征服部族，特别是一些叛服不常的部族，契丹贵族另派契丹人为节度使、详稳等官，往被监治。

恰因为需要应对诸如罗马对各大外域“行省”的统治异质性，本来在国家行政（尤其是税收）方面略嫌落后的契丹王族，不得不面临更多的统治纠结与碰撞。各式各样的税收方式的试用，也大大促进了契丹政权的封建化、间接说是汉化趋向。

从税收关系的国家属性而言，稳定而渐趋契约感的税收是统治和谐性的较佳选择，而原始性的入贡则是宗藩关系的较佳选择。可表现为类似“打草谷”的抢掠、表现为无度诛求的强取豪夺则反映为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互不接纳。契丹政权既要面对渤海地区（东丹国）的税制下手，也要面对原宋国统治区的税制上手，其表现在玛格利特.利瓦伊所言与各方面尤其是纳税人的“相对议价能力”便呈现为一种不可知的状态。超出“属国”心理承受力的索贡，不断地引起被征服民族的叛争；在汉族地区实施落后的税收手段，更是让这个在税收专业上未曾深造的“征服政权”头疼不已。

只来得及征服渤海等民族的阿保机明显不如他的儿子德光更具传奇色彩。他改国号“辽”后建立的那个“大同”年号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实。粟特人后裔石敬塘似乎没有汉族人的那么复杂的廉耻观，他向小自己许多的德光称“子”并将幽云十六州许给辽人，换得了自己在五代及宋时代的核心地区开封的临朝称制。可他的儿子便不再这么低调，因而引来了契丹人的大举南下。攻克开封并灭亡后晋，让德光豪情万丈，一时间做起了坐天下、做天子的大梦。他一进入开封城，就登上城楼，任民众围观，还命人向惊慌奔走的开封市民喊话说：“我来开封，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太平的好日子。我虽然是契丹人，但也是人，大家都不要害怕！”他还曾当面向政坛不老翁名臣冯道请教：“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又对文武百官们自信地表白说：“自今以后，不修甲兵，不买战马，减免赋税和徭役，天下太平矣！”

可更适合做汉地之主的显然不是德光，而汉化更为深入的东丹王却流亡到了汉地并死于非命。德光的统治惯性显然超出了他的想象，中原各地的反契丹暴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耶律德光失望而懊恼：“我没有想到中原的民众竟然如此难以治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当中驳斥道：“中原的民众，困于契丹的陵暴掊克，才起而为盗，哪里有什么难以治理的！”

诚然，只是征服了王室与王师，并不说明对地方政权、地方豪强、地方大姓、地方民众达成了统治和约。没有统治和约的征服是难以将王权落实到各个行政末梢的。仅仅是掠夺式的野蛮“打草谷”，便让习惯了简捷而尽可能“文明”的“两税”户惊讶并反感不已。税收方式上的落后和后退，让百姓们迅速地认定德光的契丹大军是蛮人入寇而非王师行道。群起反抗便成为常情。耶律德光后来在撤退时总算是恍然大悟，他总结说：“我此行有‘三失’，一是纵容士兵掠夺粮草，二是搜刮市民私财，三是不早放各节度使还镇。我有这‘三失’，中原百姓都背叛我是很应当的。”“三失”当中，两个都是税收方面的失当。

壮志未酬的德光选择了班师。可叹的是，汉地的气候也开始和他过不去。通常说来并不会很热的四月十三日，耶律德光却因为中暑而得了重病，二十二日病死于栾城杀胡林。此时，距离他在开封称帝，只有八十二天。后来的史家在确定五代的帝制次序时，根本没有把实际上已经存在过的辽，置于晋与汉之间。当征集于各被征服民族的林林总总的贡物山积为丰厚的军需，契丹人却又因为税收策略的不服水土无功而返。谁说不能论定“税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一“税理”呢？

老哈河见证了契丹人统治思路的幡然变革和改善。阿保机之前，契丹人的扩张主要是在老哈河以东、以北、以西，从德光开始，相当的发展方向是在南面的汉地。德光入主汉家天下的企图失败后，契丹人的统治模式有了积极的改进。“一国多制”思路下，用于山南诸县的南院建立起来，老哈河、西拉木伦流域的头下军州和汉名州县建立起来，类似于明代蒙古的板升、清初的汉八旗实行的是衣食租税体制，以汉家的税收文明或风俗向契丹政权提供稳定而规范的税粮。税收治理上的入乡随俗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契丹治下的汉人半推半就地成就契丹国的编户齐民。纵是在老哈河领域的某些区块，越来越垄起操汉语、行汉俗的农耕群落。在辽国5京、6府、州、军、城、县的版图间，汉族纳税人占了相当的比例。实际上，阿保机建立临潢府时，就曾经“诏建孔子庙”，后来德光又“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已经有着相当的汉化基础。这样的基础确保了后来更加彻底的“向汉而生”。

从某种程度上足以印证契丹人汉化彻底性的一个难得现象，是经过“澶渊之盟”这一“国际和约”，受到汉臣很大影响的萧太后以及她的子孙，都自觉地执行了这一默契，满足于“岁币”和“榷场”取自于汉家的税收和资源而不再南犯。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真的践行了当年盟约中承诺的“兄弟之国”。宋室牺牲蝇头小利而保文弱王朝的和平，辽人坐拥唾手之得而不必轻启刀兵，这双赢，让白沟河两岸共同呈现了老哈河两岸早就固有的静好与祥和。

源自老哈河的契丹（辽）国，自阿保机自年建立国家政权，一直到年被金朝所灭，历时年9位帝王，颇似中原正统王朝的寿数。从其所发明的颇似汉字而非“中间一根棍，两边都是刺”的蒙、满文字的契丹文字，也可以品出许多的汉家意味。也就是说，区别于通古斯的满人，契丹的政治地缘，更近于汉系。谁能想见，发源于老哈河的那一支弱小的契丹群落，因了数位明君、智臣的审时度势、因缘改进，而成就与中原政权不相上下、分庭抗礼的一姓不失文明气度的王朝呢。

值得补充的是，“老哈”和“契丹”的契丹语都是“镔铁”的意思。莫不是可以说“大契丹国”也可以通假为“老哈国”了么？如此而言，契丹的荣光，正借了老哈河的荣光。

老哈河，契丹人的圣河，你该是一条何等荣光的河啊。

裸稿写于年7月10日北戴河，待史料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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