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趣志丨德国央行开设货币博物馆展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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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央行开设货币博物馆展出12.5公斤重金条
这是12月15日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德国央行货币博物馆拍摄的一块重达12公斤的金条。新华社/路透
存世的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究竟有多少
作为明清古典家具的研究者，资料的收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经过数年来的庋集，稍许觉得可以略微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在此之前，向许多同行前辈征求过意见，有支持和鼓励，也有疑虑和担忧。但多数同好觉得有个数据总比没有好，于是怀着忐忑的心，在香港研讨会及嘉德讲座上，小范围发布了这个《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存世量调查报告》，特意强调这是第一季，后续还会有更改，或增或减都还未知。
起码，有了一定数量的标型库，在后期经过更多专家学者的参与筛选之后，能够建立一个研究体系的基础，这是建立这个数据库的基本意义所在，别无他。
下述文字是编辑谢谷先生在我的讲座录音基础上整理的，在此表示感谢。
谭向东先生
11月9日，古典家具研究学者谭向东先生在“嘉德讲堂”，做了一场《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存世量调查报告》，条分缕析地呈现了“第一季”的调查结果。
其实在稍早的“香港第一届国际明式家具研讨会”上，他就已经做了一场同题报告，这次因为得到了更充足的时间，现场听众也更充分地了解了他做此事的初衷。
中国嘉德工艺品部总经理乔皓先生与谭向东相识已久，最早是在拍卖场上，每一个细节谭向东都观察得很细，乔皓看在眼里。
“他收藏的资料相当于一座博物馆，脑袋就像是一台电脑，脱口而出，记忆力惊人。”乔皓说。
缘起与现状
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学生，做资料库的初衷之一是便于自己学习。大约在年左右，我下定决心，尽可能地搜集那些传世至今的中国古典家具资料。经过几年积累，这个资料库逐渐充实，我也对它做了筛选和梳理。
在我做这项工作以前，行业里其实已经有很多前辈就相关资料的搜集，做了很多努力和贡献。尤其是柯惕思先生、蒋念慈先生和冯朗铨先生，都是有心人。
柯惕思先生
柯惕思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参与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建设工作，直至现在仍然致力于相关的学术研究，近几年他更是埋首于一本关于带纪年款的中国古典家具的著作，它的出版，势将为家具的断代与鉴定提供更多依据。
蒋念慈先生
蒋念慈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 截至目前，冯朗铨先生已经投入几千万元打造世界上最全的关于中国古董、文物的数据库，除了家具，还有书画、青铜、瓷器等。
而我在做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中国古典家具。
资料库
存在的意义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对理论体系的支持作用，不言而喻。器型、构件、用材、工艺特征的分型归纳，都与家具的年代和地域研究息息相关，从而得出理论结果，而不再仅仅是推测。这就是资料库存在的意义。
1/具体数字
是重要的价值参考
很多行家和藏家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言及某类家具的存世量，却只能用“多”、“少”、“稀有”等这些模糊的形容词，很难摆出具体的数字。若某种器型的稀有性能以具体数字来衡量，将具备价值参考意义。
统计的存世紫黄交椅数量（部分）
众所周知，传世的黄花梨、紫檀交椅数量稀少，但究竟少至何种程度？无人知晓。经过一番调查，排除那些模糊的信息，在我的资料库中，显示它只有34把。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也遇到过困惑，如两把交椅看似非常接近，但由于没有上手过实物和找到一手资料的经手人，而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只得暂时将其算作不同的两把。
和波士顿馆藏极像的“另一把”交椅
再如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一对黄花梨圆后背交椅，但我又翻出了另一把，诸多细节都非常接近，却仍无法得出同为一把的结论。（藤屉和铜活稍有不同，但在传世过程中，出现不同的修复手法实属正常，故无法作为判断依据。）
日本某学术期刊内页
日本的一家学术期刊，一张照片显示了一把交椅的局部，由于无法断定它就是新制的，因此姑且将其收录在内。
黄花梨扇形南官帽椅（四张成堂）
香港“晏如居”藏
有了资料库，就可以总结出某些器型的稀有性，如马蹄足的南官帽椅，据我了解，只有5件（套），前腿一木连做而没有联帮棍的官帽椅，只有6件（套）。
清早期黄花梨透棂书格
中国嘉德秋拍
执古御今——书斋长物专场
成交价：万元
此次秋拍，嘉德“执古御今——书斋长物”专场，有一件黄花梨透棂书格，三面均透空、由短材攒接而成，甚至采用了可供拆卸的“扇活”做法，我的资料显示，此类书格只有4件。这也是为何其最终能以万元成交的原因。
明十七世纪黄花梨圈椅（一套四张）
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春拍
锦瑟年华——安思远私人珍藏专场
成交价：.5万元
通过资料库，简单统计即可得出一些相互关系的规律，从而揣摩古人的设计理念，总结时代和地域风格。如21件（套）无联帮棍、鹅脖缩进安装的圈椅，靠背板无一例外都是攒框做，管脚枨都是前后低、两侧高。如此发现，甚为奇妙。
2/
追根溯源
令传承更加严谨
老一代从业者活跃的年代已经越来越远，能留下的记忆也越来越少，收集并整理他们的经历和东西的来龙去脉，显得越来越紧迫。若不能及时“抢救”，很多家具的原始信息就将尘封于历史。
明末黄花梨玫瑰椅马科斯藏见于《中国古典家具私房观点》
马科斯·弗拉克斯先生所著《中国古典家具私房观点》一书，收录过一只修复后的曲棂玫瑰椅。难能可贵的是，马科斯还出示了椅子修复前的原始状态照片。可以看出，一处明显的修复，便是椅盘下的券口。
黄花梨曲棂式活屉玫瑰椅香港私人藏见于《维扬明式家具》
所有的修复都有依据和参考，但在我当时掌握的全部资料里，却没有找到这种仿竹罗锅枨式券口的构件实例。及至后来在张金华先生出版的《维扬明式家具》一书中，见到一只保存完好的相同制式的玫瑰椅，两椅相较，最明显的不同，便是券口处。若没见过此相应实例，修复者自然只能凭借自身理解去修复，偏差因此出现。
另外两处不同，一是座面活屉的使用，二是脚踏枨下的刀牙板形状，都能看出修复者某种程度的“臆断”。
传世的中国古董家具，很多都已不是它最初面世时的样子。当下，不少企业仅仅依据几张照片就展开仿制，但源头若有误，便成了不当的传承。挖掘、搜集、整理古董家具的原始资料，可以防止“以讹传讹”，让真实的艺术和文化流传有序。
调查范围
资料来源
缺憾及后续完善
受诸多条件限制，我将调查范围聚焦在了传世的明清黄花梨与紫檀家具上，且不包括微型家具（官皮箱、拜匣、挂屏、小座屏、案上小件等）。
资料库涵盖私立博物馆与国外博物馆。国内某些机构的馆藏家具，由于信息尚未完全公开，资料库暂时无法全部囊括，如故宫博物院、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等。首都博物馆已公开的有8件，但据我了解，其仓库大概有7层，3层到6层堆满了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调拨过去的家具，这些家具尚处在修复阶段，而未能公开。诸如此类。
家中所藏书籍一隅
我不是行家、藏家以及玩家，资料是我唯一的“收藏”，与家具有关的专业出版物，连历年的拍卖图录、艺术期刊、展览图录等在内的书籍，我收集了大约本（不包括外围资料及非专业丛书）。这成了数据库的重要来源，其中部分书籍值得在此一提。
凯特著《中国日用家具》
年，凯特先生出版过一本《中国日用家具》，收录了件家具的黑白照片，从备注信息看，绝大部分都是黄花梨家具。经过查找资料发现，当年这件家具，大部分都被美国旧金山的两家装饰公司买走了，却在远渡重洋运输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为意外而沉入海底。谁也无法确知，幸免于难者几何，这部分资料只得放在一边，慢慢整理。
疑为同件
后在查阅资料中偶然发现，年，纽约佳士得曾拍过一张桌子，经过认真对比、分析，我认为与凯特书中的某桌为同件。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家具当年都沉入了大海。
年，日本举办明式家具展览图录
年，日本东京银座举办过一场明式家具展览，展出的25件明式家具，基本都是黄花梨。这反映出明式家具在尚未风靡全球之际，便已被广泛 拍卖公司的资料，主要选取的是重要拍卖公司的家具拍品，但也不排除中小拍卖公司曾经出现过的精品。由于拍卖公司的 安思远的师傅，庞耐女士，在年为曾经的苏富比举办过一个专场，家具50余件，包括部分日本家具，但只有5张黑白照片，其余的都是数字信息，这些信息只得暂时搁浅。
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多年在一线的行家提供的老照片。
老照片
另外的资料来源便是网络搜集，在我的电脑里，大约有61G的关于中国古典家具的资料，文件图片资料13.5万个（图片为主），其中专业论坛图片4.5万张。
大一片红拍出万元再创中国单枚邮票拍卖新纪录
年12月8日，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中，一枚计划在1年发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俗称“大一片红”），销辽宁沈阳年4月戳，上中品，以万元（含佣金）的价格落槌，再次创出了中国单枚邮票拍卖新纪录。它上一次创拍卖纪录的时间是在年5月21日，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中，一枚“大一片红”新票，拍出了.25万元。
虽然，北京保利拍卖公司 “大一片红”为何风靡世界，屡创天价？它的背后有着什么重大历史原因或鲜为人知的秘密和玄机？为了使收藏者对中国第一珍邮——“大一片红”的产生及价格走势有所了解，笔者仔细查找了多方史料，现以严谨可靠的观点来阐述“大一片红”的来龙去脉。
“大一片红”的诞生
1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为了庆祝这一盛事，邮电部军管会决定发行一套邮票。设计者跟据上级安排，设计出画面为红色的中国地图，上面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下面为工农兵群众欢呼的喜庆景象的邮票。由于当时邮票审批十分困难，图稿上报后不能按时得到审批，要等待一段时间。为做到及时配合宣传，邮电部军管会就采取先印出样票再送审的办法，印制了一批规格为60毫米×40毫米横长型的样票，这枚邮票就是“大一片红”。
邮电部军管会于1年10月8日呈国务院的报告，内称：“根据中央首长9月27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邮票设计人员和工人同志共同设计，以工农兵形象，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即“大一片红”），并附样票4枚。”这份报告送到了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处，李富春当天就批示：“请邮电部军管会直送中央文革审查。”但此报告并未送至中央文革，而是转到了周恩来总理处。据访问这套邮票的设计者万维生，并从他当年写的“纪要”中得知，周总理在百忙之中看了报告和票样后指示：这套邮票还是要发行，但不要贪大求全，批示作进一步修改。因此“大一片红”并未发行，但有极少量意外流出。
“大一片红”的拍卖史
年香港旭力曾拍卖过1枚“大一片红”信销票，底价为8万港元。我国内地拍场上“大一片红”最早亮相是在年8月举行的中国嘉德世界邮展专场拍卖会中，虽然其估价为万至万元，但由于票面有轻微曲别针印，最终未能成交。同年8月24日中邮大地举行的大型邮票拍卖会上，1枚“大一片红”信销票，右上角可见邮戳上“39（支）”的字样，但是无法辨认出地名及日期，最后以51.7万元成交；年5月，中邮大地拍卖会再次出现了另一枚信销旧票，票上邮戳位置盖在右侧票面上，邮票右下角缺齿，以30.8万元成交。年中邮大地拍卖会，1枚中间有折痕的“大一片红”新票以60万元落槌。年10月31日，在香港布约翰邮票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秋季邮票拍卖会上，“大一片红”以万港元刷新单枚中国邮票拍卖最高成交价纪录。同年11月10日进行的中国嘉德秋拍，一枚信销“大一片红”邮票以万元高价成交。年1月底，在香港举行的拍卖会上，“大一片红”（有一道竖折痕）的成交价是万港元。而在年5月，“大一片红”以.2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创出了当时中国单枚邮票拍卖新纪录。Interasia
Auctions邮票拍卖公司于年1月11日至14日在香港怡东酒店举办了一场邮品拍卖会，一枚“大一片红”新票，票面刷色鲜艳，纸张雪白，原胶，以万港元成交。
“大一片红”在中国邮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邮坛的影响力也非常大。随着人们对中国珍邮价值的不断挖掘与认知，它的价格还会被不断的改写、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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