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研究栉沐儒风从香山静宜园到承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文化理念、精神气质、价值取向的历史展现。蕴含在儒家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核即文化传统，它是整个民族文化的高度凝练与提升，贯穿于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全部过程，形成于过去，影响着当下，也制约着未来。中国园林艺术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独特表达，它将历史、文化、人生思考与园林构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巧妙地把思想理念融入到山水园林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北京香山静宜园、承德避暑山庄这两座清代皇家园林，都是清初康乾盛世时期的产物，是清代皇家园林构建的典范之作，集中地体现了清帝治国理政思想、文化理念、生活情趣，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借鉴和传承。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是支撑历代王朝的精神柱石，也是王朝正统性的标识。是否尊孔崇儒，用儒家思想治国理政，往往成为衡量王朝合法性的判别准则。清王朝是由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洲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在于明王朝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清楚地意识到儒家文化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因此早在关外时期，满洲贵族就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儒家文化，用儒家典籍教育贵族子弟，并开始祭祀孔子。入关后建立起来全国性的政权，满洲统治者开始大力推广儒家文化，康熙、乾隆二帝更是身体力行，成为儒家文化的推广者、践行者。京师香山静宜园、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都洋溢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浸润着儒家思想的情怀。
“满族统治者按儒家思想治国，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思想、文化领域，无所不及，包括康雍乾三帝的日常言语举止，对人民的道德教化、社会风气的整肃，都贯彻了儒家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人生理想，达到了历代统治者所不能企及的境地。”[1]
静宜园、避暑山庄都是清帝避喧听政之所。清帝在京师香山、在热河构建行宫，建立梵刹，山峦竞秀，草木丰美，在静谧的园林中，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上，在香烟缭绕的佛堂中处理军国大事，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孝悌仁爱、慎终追远、修身守中、自强尚俭、节宣惠民、爱物恤下、戒得惜时思想。“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2]构建山水园林，绝不是仅仅为了游乐之需，而是体现了儒家仁智思想。乾隆在《静宜园记》中说：“朴俭是崇，志则先也。动静有养，体仁智也。名曰静宜，本周子之意，或有合于先天也。殿曰勤政，朝夕是临，与群臣咨政要而筹民瘼，如圆明园也。有憩息之乐，省往来之劳，以恤下人也。山居望远村平畴，耕者、耘者、馌者、获者、敛者，历历在目。杏花菖叶，足以验时令而备农经也。”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则讲：“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国家承天命抚有中外，于古未有之地尽入版图，未服之国皆受封爵。而四十八旗诸部落屏蔽塞外，恭顺有加，每岁入朝锡赉燕饗，厥有常典。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惧，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觐光钦德之念有同然也。我皇祖俯从其愿，岁避暑与此，鳞集仰流而来者，无不满志以归。且也，三代以上无论矣，三代以下享国最久者莫如汉、唐、宋、明。然四姓皆一再世而变乱生焉。是岂天心之怠眷亦人事之偷惰实致之。我皇祖有鉴于此，故自三逆底定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举行。耗财劳众之论夫岂不虑？然而凛天戒、鉴前车、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所全者大，则其小者有不必恤矣！使诚以游冶是商，即深居九重，厌见百辟，恣声色，怠政事，谁其禁之？而必往来沙塞，风尘有所不避，饮食或致不时，以是为乐，固未见其乐也！”[3]
儒家主张为国者应勇于任事，应自强不息，勤于国事。静宜园和避暑山庄都建有勤政殿，康乾勤于政务，在此处理军国大事，所谓“王用勤政，万国以虔。”[4]在静宜园题咏中，乾隆多次写到勤政殿，现仅举两例：
乾隆十一年（）《勤政殿》诗曰：悦心期有养，好乐励五荒。
漫拟灵称囿，偏宜山号香。
问农频驻跸，咨采喜同堂。
家法传勤政，孜孜敢暂忘！
乾隆二十七年（）《晓》：
鳞次嬗四运，曾无片刻停。
一消一息间，昕夕于中行。
天鸡唱远村，曙色辉南荣。
起早问奏章，讵为骋游情。
卷阿境固佳，勤政题分明。
勤政殿被乾隆定为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中的第二景，避暑山庄勤政于乾隆十九年（）建成，作为清代木兰秋獮驻跸山庄时处理政务的地方，即所谓“视事之所”。作于同年的《勤政殿》一诗表达了自强不息、敬天法祖、勤勉为政的思想：
漫施藻棁长阶莎，具足云山四面罗。
不息自强励勤政，永钦家法咏卷阿。
两首诗中都提到了“卷阿”，语出《诗经.大雅.卷阿》，诗大序中说这是召康公劝成王要注意收揽人才，求取任用“贤人吉士”，不要沉湎于游乐。乾隆以康熙事业的继承者自居、自省，时刻注意以祖父的勤政来要求自己，“予小子自十二岁蒙皇祖恩，养育宫中，侍奉左右。扈跸至此，亲见皇祖高年鬚白，允宜颐养，尚且日理万几，暇则较射习网阅马合围，虽天行之健自强不息，亦圣度之恢，与时偕行也。故继序以来，敬惟昔日时巡之意，更值四方宁谧之时间，实不敢使文恬武嬉，以隳圣祖之家法。”[5]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6]，这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生态度，表达了心无旁骛，努力追求实现远大抱负的情怀。静宜园建有虚朗斋，避暑山庄建有宁静斋，乾隆在诗中表达了对诸葛武侯这两句话的认同，表达了自己要继承先贤的精神。
乾隆十一年（）《虚朗斋》一诗：淡泊志乃虚，宁静视斯朗。
川云供啸咏，天地任俯仰。
隐几极目清，披襟满意爽。
惟其无一物，是故含万象。
乾隆十九年（）《宁静斋》：
即深始静心堪会，致远而宁道亦赅。
妙契神诠参不尽，武侯岂独幹时材。
乾隆认为“诸葛孔明澹泊、宁静二语，千古名言。皇祖所至，若御园之淡宁居、山庄之澹泊敬诚，皆取其义。兹以名斋，匪惟慕贤，实以述祖。”[7]希望子孙后代也要具有这样的胸怀与抱负。儒家注重学习，认为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培养起美好的品格与坚强的意志。清帝十分重视运用儒家经典来教育子弟，来涵养自己的品性。康熙认为“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硕彦奇才，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8]乾隆多次申明学习的重要性，他以自己为例来讲这个事情。在《日知荟说序》一文中说：“予秉承庭训，懋学书斋，流连往复于六经四子之书，求其义蕴精微，旁搜诸史通鉴，考定得失，区明法戒，以致儒先（先儒？）诸论，词苑精华，莫不遍览。虽究心探索，餍夭其中，然考之古圣贤躬行实践之学，盖恧焉而未逮。自十有四岁学属文，至于今又一纪矣。其间日课、诗、论、杂文未尝少辍，积成卷帙，瑕瑜各半。”在静宜园和避暑山庄中都贮藏大量的典籍，特别是儒家著作，以便随时供阅读参考，这两处皇家园林有多处殿堂其实是皇帝的御用书房。静宜园中的和避暑山庄都建有学古堂，此外像避暑山庄里的味甘书屋、尚素斋、文津阁等地都是贮书、读书的地方。
乾隆三十三年（）写的静宜园《学古堂》：寝堂敬数典，我祖示成模。
欲识圣人道，应为君子儒。
自强斯不息，好乐岂良图。
学古当知要，要惟遵典谟。
乾隆十九年（）避暑山庄《尚素斋》：
弃日无过静读书，读书静合是山居。
披翻却又难耽静，无过明明启迪予。
两首诗表达了在园林中静静读书的恬淡心境，指出读书时培养高尚情操和远大理想的有效途径、方式，也传达了清帝注重读书育人的理念。避暑山庄的学古堂设在颐志堂里，此组建筑系康熙四十八年（）完工，后于乾隆十九年（）被确定为乾隆三十六景的第九景“颐志堂”。这里是皇帝处理政务之余学习研究典籍的地方。正殿康熙题额“颐志堂”，配殿康熙题额“学古堂”，堂内收藏大量的儒家典籍、经卷，成为清帝在避暑山庄的一个重要读书场所。乾隆避暑山庄《颐志堂》一诗：窈窕山深水复清，虚堂夏五足怡情。
欲因致远惟宁静，匪慕嵇康自养生。
“颐情志于典坟”[9]，就是通过读书来涵养自己的品性，陶冶自己的情操，培育高尚的情趣和远大的人生目标，这正是儒家强调学习的根本意义所在。澹泊敬诚殿诗避暑山庄主殿，其北面是四知书屋，乾隆在此召见王公大臣、接受各少数民族首领、宗教领袖的觐见，以“四知”命名这一重要场所，流露出了乾隆强调学习重要的思想，“四知”出自《易·系辞下》：“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乾隆在《四知书屋记》里加以发挥，提出了为政应该注重学习，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样才能够避免重蹈前人覆辙。
儒家强调以人为本，要求关心民瘼，治国理政要宽严适度，重视农业生产，提倡“仁者爱人”，一句话，就是要施行仁政。静宜园和避暑山庄里面的许多建筑，都体现了康乾宽大为怀的施政理念，主张为政以不生事为要，对民众要有所体谅，轻徭薄赋，以期达到江山万载的统治愿望。
乾隆十五年（）静宜园《夏日》一诗：山游爽趁雨余天，树态峰姿尽洒然。
两月未来缘望泽，一时得意足忘筌。
阳鸟光射千林晃，牝壑流增百道悬。
凭寄畅怀还惕息，持盈有志矢年年。
乾隆二十一年（）静宜园《冬日》一诗：
云峰倚天瘦，瀑水带冰淙。
漏响隔林滴，屐声空谷蛩。
憩寻背风屋，坐爱向阳窗。
广厦诗人愿，鈏吾抚万邦。
前一首诗表达了盼望甘霖普沾、获取丰收的心情，后一首则借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句，表达了对民众的关心之情。“延薰山馆”“甫田丛樾”分别是避暑山庄康熙三十六景的第四、第三十五景，表达了施行仁政、企盼丰收的心情。康熙五十年（）《延薰山馆》一诗：
夏木阴阴盖溽暑，炎风欵欵守峰衔。
山中无物能解愠，独有清凉免脱衫。
康熙五十年（）《甫田丛樾》一诗：
留憩田间乐，旷观恤闾阎。
丛林欣赏处，遍地豫丰占。
前一首诗语义双关，借自然里的熏风来比拟仁政，化用舜帝“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的歌词，来表达自己倾慕古圣先贤，以儒家仁政来进行统治的思想；后一首诗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描绘了田园风物，寄予了渴望获得丰收的美好愿望。乾隆十九年（）避暑山庄《乐成阁》一诗：
近远山田一望弥，秋巡恒值乐成时。
璇题宝篆垂明训，稼穯艰难尚可知。
乐成阁系乾隆三十六景第二十三景，这里是乾隆在山庄祭祀农神、观察农事的地方。“乐成”取“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10]之意，诗前小序“塞田早播晚收，届白露即已銍艾登场，正秋巡行狝期也。阁踞城墙，垅亩参差，黄云弥望。三时忧悯，于斯稍慰”表达了他了解稼穑艰难、农人不易，有展现了与民同乐、共享丰收的喜悦，民本与重农的思想比较明显。嘉庆三年（）乾隆《入古北口作》是他在热河的最后一首诗：
历夏临秋三月余，却无一日释心予。
欣逢眷赐雨旸若，饱揽黍禾内外如。
关表关中岁胥稔，川东川北捷犹虚。
七言纪事惟增愧，不可无言复此书。
诗中既有对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慰然，更有一种忧心忡忡，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康乾盛世的大幕也缓缓落下。儒家讲究孝悌人伦，《尚书》载:“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按照张岱年先生的说法，儒家思想构成的这种伦理秩序，与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结构相互作用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稳定的系统。孝子忠臣成为了衡量人的价值的重要尺度，居家为孝子，出仕做忠臣，封建秩序因此得以巩固、发展与稳定。“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11]清王朝统治者秉承“圣朝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大力弘扬孝悌思想，康熙在《圣谕十六条》里就突出了孝悌人伦理念，将“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列为前两条。《圣谕十六条》颁行全国，每月初一、十五还要在街头指定的公开场所进行宣讲，要求百姓必须到指定的宣讲地方去听讲。清帝不但倡导孝悌观，而且身体力行，康熙对祖母、嫡母、姑母等长辈孝顺有加，乾隆深受康熙影响，对母亲孝圣宪皇太后孝顺备至，堪称孝子的典范。乾隆多次陪同母亲到香山静宜园颐养，在香山两次为母亲祝寿举办“九老会”；到热河行宫避暑，在避暑山庄为母亲修建松鹤斋，乾隆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的孝心孝行：
乾隆二十六年（）《香山恭迎皇太后来游》一诗：
安驾迎岩关，清和风物闲。
正长欣爱日，有喜奉慈颜。
鹤唱方弹梵，云衣复舞斑。
今年逢大庆，总觉祝如山。
此年恰逢皇太后七十寿诞，乾隆特意邀请在朝的王公大臣九人（总年龄六百七十七）、在朝武臣九人（总年龄七百二十二）、致仕大臣九人（总年龄七百零四）齐聚香山，名曰“九老会”，以恭贺皇太后七旬万寿，并约定在皇太后八旬、九旬万寿仍然举办九老会。在《九老会诗》序中，乾隆表达了希望母亲健康长寿的思绪：“孝思不匮，万寿无疆。万寿维祺，志所宜然。”“将届圣母八旬、九旬期颐，以至若干寿，则我朝臣之登眉梨耆鲐者，并亦蒙庥近光，与年并增。”十年之后，孝圣宪皇太后迎来八十寿诞，乾隆有在又在香山举办九老会，并欣然写下了诗文：
乾隆三十六年（）《九老会诗》一诗：
九老三班前例曾，十年一举介釐增。
八旬庆溯七旬典，辛卯祥开辛丑征。
旰食宵衣犹此佐，启疆拓宇底须能。
优游林下同来贺，万寿称觞合作朋。
避暑山庄松鹤斋建于乾隆十四年（），“淡泊敬诚殿之东，构大殿七楹，是地为昔年高宗恭奉孝圣宪皇后颐养之所。岫列乔松，庭翔雪羽。循圣祖‘松鹤清越’之义，高宗御题曰‘松鹤斋’。”[12]斋名“松鹤”，取松鹤延年之意，乾隆祈望能够“随时随地，长乐春晖”：
乾隆十九年（）《松鹤斋》一诗：
常见青松蟠户外，更欣白鹤舞庭前。
西池自在山庄内，慈豫长承亿万年。
乾隆希望母后像西王母一样，长生不老，永驻人间，自己也能够永远承欢膝下，以尽孝道。圣孝宪皇太后不幸于乾隆四十二年（）去世，美好的愿望化为泡影，这令乾隆伤心不已。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乾隆70寿诞庆典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隆重举行，王公大臣、少数民族头领、宗教领袖、各国使节云集山庄，特别是来自后藏的六世班禅更为乾隆七旬万寿庆典增添了辉煌，但在庆典结束后乾隆却在诗中表达了“吉日言戚”的复杂心声。《八月十三日于避暑山庄行七旬庆典即事成什》一诗：
御殿庚寅礼未仍，山庄聊听庆冈陵。
七旬屈指数今古，六帝因心验法惩。
北塞骈田朝众部，西天欢喜祝神僧。
宜言吉日弗言戚，东望松斋戚不胜。
圣孝宪皇太后在世时，每到自己生日，乾隆都要率群臣到慈宁宫行给太后行礼，如今母后已驾鹤西行，自己眼望着松鹤斋，不由得悲从中来，难以掩饰。两次香山九老会也已成为绝响，乾隆四十八年（）已逾古稀的乾隆写下了《香山佳会》一诗：
香山屏刻会香山，九老遗风想象间。
却忆祝釐曾两度，那禁即景涕潸潸。
《啸亭杂录》载：“后（孝圣宪皇太后）喜居畅春园，上於冬季入宫之后，迟数日必往问安视膳，以尽子职。后崩後，上於后燕处之地皆设寝园，凡巾栉、柂枷、沐盆、吐盂无不备陈如生时。上时往参拜，多至失声。”[13]从香山静宜园到承德避暑山庄，清帝将儒家思想融入到山水园林之中，这既是他们为了维护、巩固统治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某种历史的必然选择，毕竟，作为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儒家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抹不去的民族文化记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14]参考文献：
[1]（清）昭梿.《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
[2]（清）和珅，梁国治编纂钦定热河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清）海忠.承德府志.﹝M﹞承德.光绪十三年热河文庙尊经阁刻版
[4]康熙起居注.﹝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中华书局
[5]（清）康熙撰，张玉书，允禄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清）乾隆撰，蒋溥，于敏中，王杰编御制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清）马齐，张廷玉编纂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8]（清）蒋廷锡，庆桂，董诰编纂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9]李治廷.满族与中华文化.微言集明清史考辩﹝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注释：
[1]李治廷：《微言集明清史考辩》《满族与中华文化》第89页
[2]《论语-雍也》
[3]乾隆：《御制诗初集》卷3
[4]成公绥：《贤明颂》
[5]乾隆：《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6]诸葛亮：《诫子书》
[7]乾隆：《再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有序》
[8]《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71，康熙十七年正月
[9]陆士衡：《文赋》
[10]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11]《礼记.祭义》
[12]《承德府志.山庄二》
[13]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孝亲”条
[1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周年国家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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