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隐康乾时期的热河行宫
帝王之隐：康乾时期的热河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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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相}
古北口外山坳里的承德，是清王朝入关以后建立的最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一直被看做是清朝处理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核心场所，这固然不错，尤其是在乾隆朝，几次大的边疆危机都是通过在承德宏大的朝觐仪式得以化解的。但这并不是承德的全部，最少在康熙朝，承德被赋予的意义远不止边疆问题这么简单，而是包含了对中国帝王心中的隐逸理想的深入诠释。
承德的修建与隐者之言—
康熙十四年，一向与清廷关系不和的察哈尔家族亲王布尔尼与昭乌达盟奈曼部王扎木山叛乱，同年，青海和硕特蒙古起兵犯河西，两年后，葛尔丹袭杀西套和硕特部鄂齐尔图车臣汗。直接促进康熙建立围场的就是布尔尼的叛乱，正是由于这场叛乱，清王朝明确意想到，蒙古黄金家族的历史影响是北部边疆问题的核心。为了控制北部边疆的复杂局势，康熙2十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北巡，喀喇沁部和翁牛特部从他们的牧地中划出一片东西宽余里，南北长余里的土地，建立了面积超过1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赠送给康熙，建立了木兰围场。从此，木兰秋狝就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
康熙210八年（），葛尔丹在与俄罗斯迁使往还多年以后，扬言借俄罗斯的武力协助，起兵再犯喀尔喀，大兵一直压迫到了距离京城只有6百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皇帝御驾亲征，葛尔丹大败。葛尔丹败亡后，康熙4十年，康熙皇帝开始在北京、南苑和木兰围场沿线大兴土木，其中就包括在北巡线路上选址修建一系列通往木兰围场的行宫，热河上营行宫于康熙四十六年初成，至康熙四十八年，热河行宫已成为北巡线路上的中心行宫，《热河志》中也是从这一年始称其为热河行宫，此前一直叫做热河上营。康熙5十年（），赐名“避暑山庄”，康熙御题“烟波致爽”等三十六景并赋诗，赋予塞外行宫以明确的含义。
热河行宫与紫禁城光辉壮丽的风格迥然不同，行宫内部大树参天（紫禁城内除御花园几近是没有树木的），皇帝最核心的起居处烟波致爽殿和办公场所4知书屋都十分简朴，粗壮的廊柱完全都是袒露的金丝楠木的原木，没有半点漆饰。
康熙五十二年，康熙皇帝六十寿辰的时候，前来祝厘的诸藩蒙古恳请修庙为贺，并出资十万两白银。康熙在避暑山庄以东的山脚下划出一片荒地，允诸藩蒙古修建了溥仁寺和作为附属之经学院的溥善寺，是为承德修建喇嘛寺庙的开始。而就在同一年，康熙正式为避暑山庄修建了宫墙。这样，承德地景的基本结构便出现出来了。
虽然康熙皇帝十分重视承德，但他几乎没有在这里接待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边疆民族贵族和僧侣的朝觐，反而对承德山水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这从他命名三十六景的题诗中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康熙皇帝70岁的时候在承德避暑山庄写成的一篇关于如何做皇帝的文章叫做《7询》，这篇文章最早收录在《热河志》当中，后来在光绪《承德府志·天章》中有载。与乾隆皇帝年届七十时自命古稀天子的洋洋自得不同，康熙皇帝在执政的后期对如何做一个好的皇帝充满忧愁。
在《7询》中，康熙皇帝系统整理了近侍之臣、文学之士、介诌之臣、佛教、道教、医者和隐士对如何做皇帝的看法，并逐一批驳了前面六种人对皇帝的界定，因此也就否定了皇帝要耽于游乐、寻求文辞、穷兵黩武、偏枯孤寂、长生久视、保生养命等主张，最后选择了认同与隐者之言。文中说：
因而有岩阿一老，皓髯朴貌，击壤行歌，韬华閟耀，稽首山庄之门，上献刍荛之言曰：“诸臣所谕恶足以知主人哉。昔者唐虞三代之治也，尧徳曰：钦君道之大，虞廷交吁，动色儆戒。夏后克艰其政，乃乂成汤，栗栗临渊。是慨文王烝哉，敬止不懈，武受丹书，戸牖铭诫，谟诰雅颂，历古相传。于赫天命，明征圣言。匪四海之为富，将康济夫黎元。匪九重之为贵，将仰答夫苍旻。理庶官而无旷，躬万几而必勤，思艰巨之负荷，虽细微而靡捐，不以天下为乐，惟知为君之难。……代天治物，绥御遐迩，睠此苍生，实吾赤子，彼鞠育之。慈恩固疴痒其一体，崇于元后。曽何分乎毛里，纵遥隔于帝阍，如号啼之在耳，果诚恳而求瘼，斯致颂于乐只，宜乎。举膳逾昃，求衣待旦，苦身劳形，耄期忘倦。卜天行之泰否，审人情之萃涣。
康熙皇帝对隐者之言大加赞美，他在文章说：“隐者之言实获我心。有志未逮，我思益深。夙披诵夫《尚书》，揽帝王之金镜，君子所其无逸，裕大猷以立政。又观玩夫《周易》，综微言于4圣，能恐惧以致福，兹得中而履正。殷忧劳勤，习与性成。学于古训，不敢荒宁。前程之计，后世之寄。畴勤畴恤，系余是视。兢兢业业，不知老之将至。”
六世班禅与朝鲜使节—
康熙皇帝的隐逸思想极大地影响了雍正皇帝，不过后者却在执政进程中从没有到过承德，而是将自己的隐逸情怀都发挥在了圆明园。承德迎来的下一名帝王是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他不但将热河行宫和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同时在避暑山庄周围的山麓上修建了大量光辉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须弥福寿之庙。
乾隆四十三年（年）十二月初九，乾隆皇帝从章嘉活佛那里得知六世班禅喇嘛将来承德朝觐的第二天，即仿照顺治9年接待5世达赖喇嘛的先例，下令在热河度地建庙，两年以后，在班禅喇嘛到达承德之前，这个仿后藏扎什伦布而建的须弥福寿之庙就建成了。这个藏传佛教寺庙是承德唯一居住过格鲁派宗教领袖的寺庙，同时也是承德外八庙当中建筑最为绮丽光辉的寺庙。
六世班禅喇嘛前来朝觐的时候，朝鲜李朝使者团也来到了承德，其中就包括了《热河日记》的作者朴趾源。年，朴趾源的堂兄锦城尉朴明源被任命为正使，与郑元始副使，赵鼎镇书状共同组成朝鲜政府使节团赴热河为乾隆皇帝祝寿。4十三岁的朴趾源作为随员，同赴中原。《热河日记》就是他对这1行程的记载。朴趾源等人在承德的时候一直下榻在新建不久的承德文庙。
朴趾源亲眼目睹了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喇嘛的优渥，并亲眼看到了须弥福寿之庙的妙高庄严殿的鎏金屋顶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心中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议论道：“古之帝王，能学焉而后臣之，故益圣；以天子而友匹夫，不贬其尊，故益大。后世无是道也。独胡僧、左道异端之流，不耻以身下之者，何也？余今目击其事，彼班禅，若果贤者也，黄金之屋，今皇帝之所不能居者，彼班禅何人者，乃敢宴但是据之乎？或谓：自元、明以来，惩唐吐蕃之乱，有来辄封，以分其势。其待以不臣之礼者，亦不独今时为然也。此非然也……世祖起自沙漠，无足怪者。皇明之初，首访异僧，分师诸子，广招西番尊礼之，自不觉其卑中国而贬至尊、丑先圣而抑真师。其立国之始，所以训教子弟者，又何其陋也！大抵其术能长生久视之方，则乃是投胎夺舍之说而侥幸世主之心尔。或谓梁、陈之帝舍其身为佛家奴，则僧之高于天子久矣，特未闻黄金殿云”。
朴趾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承德地景的根本问题，即寺庙的光辉与宫庭的朴素之间的比较关系，但他仿佛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并将归结为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过于尊崇的结果，而没有注意到康熙皇帝对热河行宫的建筑的期待并不是要通过宫殿来彰显皇权尊贵与辉度，而是要在承德寻觅皇权与隐逸思想的关联性，不过这也不能全都责怪朴趾源这样一个李朝儒生，即便是乾隆皇帝自己恐怕也没有深切的体会了。
易被忽视的隐逸思想—
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史学家伊利亚德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要从一开始坐落在宇宙的中心，并且作为世界的镜像完善地展现着其所处文化的宇宙观，而居住在这1城市中的王者就由于居住在宇宙的中心，因此成为全部宇宙的支配者。关于中国的城市，他说：“在中国，我们也能看到这类相同的宇宙论模式，和与此相同的那种宇宙、国家、城市和宫殿之间的相互关系。过去中国人把世界看做是一个中国位于中央的长方形；在其四周分别是四海、四圣山和4蛮族。中国的城市被建成为一种正方形，每一边有三扇城门，宫殿位于城正中，恰与极星相对，从这个中心，中国那无所不能的皇帝就能统驭全部宇宙”但这样的分析对中国漫长的历史来讲，无疑显得过于单调和呆板了。
中国城市的空间格局一直是理解这个文明的心态与历史的重要根据。美国藏学家芮沃寿（ight）在“中国城市的宇宙论”1文中详细考察了中国城市的宇宙观从周朝构成开始，直至晚明时期的变迁史。在这个悠久的传统当中，虽然《周礼》所奠定的中国城市的古典宇宙论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并没有得到严格完善的出现，但毫无疑问的是，古典传统从来没有失去对中国理想城市格局的规定性。
在芮沃寿看来，这个传统的真正构成要迟至汉代长安城的建立，此前的城市宇宙观是以强调天子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为出发点，而尔后的城市在历史的基础上更重视表达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意义。前者的“总根子是一种原始的社会有机体论：相信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是有相互联系的；相信安排城址及其各部分时，人应当尊重自然力及神所管辖的自然界”，而后者则更加强调“中国这个中央帝国在宇宙间的中心地位”，在儒家哲学的整合之下，这类城市都是“规范性的、规定性的，而不是历史性的”。
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气候因素、地理限制、实用主义的斟酌和民族因素都使得这类古典观念难以得到完全的出现。直到明永乐年间，一种强烈的复古主义心态使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反而更加精确地符合了《周礼》的规定。芮沃寿的分析精彩地指出，中国城市格局是帝王的政治象征主义和儒家对规范与秩序的寻求共同影响下的产物。
不论是伊利亚德的看法，还是芮沃寿的看法，都疏忽了中国的帝王范畴中还包括了隐逸思想这个层面，天子除要在作为天下中央的都城中凝望着整个世界以外，还要到神圣山川中去体验由隐者传承的尧舜心法，惟有如此，帝王才不至于沦为只有权利而没有精神的军事僭主，常常是道家思想对这一点有着更加苏醒和明确的认识，而执着于经世致用的实学派儒生朴趾源则显得有点木讷。
本文刊载于《诚通CT+》第18期“世界的东北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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